谨以此文纪念我亲爱的弟弟叶维佳，同时向和他一样不唱高调、不求闻达、在“被爱钱遗忘的角落”里潜心做实事的人们表达敬意。因为弟弟，我认识了其中的一些人。“水滴”句出自佛经，维佳用来与身边同事共勉。在中国，历来都有这样一些坚韧不拔地投身于长远民生福祉的人，他们是我们今天这个短视、浮躁与功利时代的稀有“品种”。人以稀为贵。

“都都突发心脏病”

2015年6月13号夜晚十点半，我在北京带着学生回到旅馆后打开手机，看到半小时前发小群上的一则微信：“紧急通知：都都突发心脏病，已入住宣武医院急救室 ”。十分钟后，我坐在了驶往医院的出租车上……

6月15号，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发布了一则讣告：“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前机构主任，高级顾问叶维佳先生，于2015年6月14日12时因心脏病突发，经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就这样，小我一岁的弟弟说走就走了！

弟妹李来来告诉我们，13号晚七点多钟都都（维佳小名）突然发病，在等待救护车的短暂时间里，他交待：身上的器官，能捐的全捐，还让来来通知一位道和的同事：“我带不了团队了”，来来说，别瞎说……

我赶到医院急救室时，戴着呼吸面罩的都都躺在六七米开外的一张病床上，周围站着几位医护人员。他腿上出现了明显的斑块，后来知道，那是不祥之兆。怕干扰医生治疗，也怕影响都都情绪，我没敢走近，也因此没能够在他尚清醒时，姐弟俩真正地见上最后的一面。

都都正承受的，是他的升主动脉管壁出现夹层，这是灾难性的。五年前他就知道自己患升主动脉扩张，曾告诉我们，他身上“带着定时炸弹”。眼下，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炸弹”爆炸了。

医书上说，夹层出现时的主要症状是胸前区疼痛，“突然且剧烈”，病人会产生焦虑和恐惧。一位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的发小对都都说，“哥们儿，挺住！”事后他写道：“都都看着我点点头，目光一如平日沉静”。

当天深夜，都都被转到一家以做心脏外科手术著称的医院。抢救室里出出进进的值班大夫每次见到守候在外的来来和我，总是说：不乐观，不乐观。后来得知，还在宣武医院时，都都的夹层撕裂就已经到了主动脉弓与颈动脉的分叉处，“上不了手术台了”。

14号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终于明白，没有任何希望了。护士不再阻止我们进入抢救室。一米八几的都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脸上带着面罩，呼吸十分微弱，像是在沉睡，机器还在勉力工作着，各项指标都已临近最低点。

道和的人闻讯陆续赶来，看到了泪流满面的来来和我。我头一次见到近年来和弟弟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一个个真年轻。

该准备后事了。

来来和一位同仁医院的医生朋友电话联系捐赠眼角膜的事。因为供血系统崩溃，都都的脏器在迅速衰竭，怕是不能捐赠了，来来想起她凌晨二点多钟进入病房时，都都的头脑还是清楚的，那角膜应该是好的，可以捐赠。当听说须将眼球一并取出，我对来来摇了摇头：就别捐了吧？来来继续交涉着。我明白了：那是都都的遗嘱。

事发太突然， 没有准备。来来带着道和的葛勇回家拿衣服，这时大约上午11点钟。最后的一个小时，我坐在弟弟床边，抚摸着他逐渐变凉的手臂，手指头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胖乎乎的，指甲已呈灰白色，满头的黑发很浓密，没染过。还有那么多的life在你身体里呀，都都！

来来和小葛回来了，带来一件衬衣、一条咔叽布长裤和一双黑色的皮鞋，来来一面说着，“都都挺臭美的”。都都平时很少穿皮鞋，在八宝山临“上路”前，小妹给哥哥换上了舒服的布鞋。

医生和护士开始撤去面罩和各种仪器。一切完毕之后，我看到了弟弟的面孔。怎么像是在微笑，多么熟悉的浅浅的笑容。我轻轻对来来说，你看，都都在笑呢。

下午二点钟左右，两位同仁医院的医生来到太平间。取出角膜后，他们请我们进去。因为放置了人工眼球，从外表看不出区别。我们得知，同仁医院亟须眼角膜，但愿意捐赠的人太少了。两位医生向我们鞠躬，深表感谢。再看都都，他仍在微笑。

若干天后，医生朋友告诉来来：角膜材料很好，已经移植给了两位年轻患者，他们得以复明。知道这个消息后，一位朋友写下：“都都的生命在延续，他仍然用眼睛看着我们。”

“我对弟弟感到好奇 ”

都都去世后十几天，大院的发小们开了一个追思会。大家纷纷对都都捐赠眼角膜的做法表示钦佩。他临终之际的泰然，他毫无保留的奉献，“镇了”这些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的伙伴们。一位朋友用陶渊明《挽歌》中“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句表达他的感受：“都都修炼到了这个境界”。我喜欢诗中人与自然化为一体的意境，都都也会喜欢的。

朋友们忆起他们熟悉的都都，爱调侃，会“犯坏”， “嘻嘻哈哈、大大咧咧”， 没正经。直到这一次看了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为追思会制作的视频，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近年来全身心地投入环保事业。 “他怎么什么都不跟我们说？这是都都最招人恨的地方”------一位与都都谂熟的发小说。都都突然的不辞而别让朋友们意识到，他们其实并不那么了解他。

作为姐姐，我的感受更加沉重痛切，在追思会上我说：“我对弟弟感到好奇”。

道和视频的初稿以宋儒张载的“横渠四句”开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想都没想，我就删去了这几句话，对道和的现任主任葛勇说，这么说我们担不起。

在此前后，我读到一位多年参与中国环保事业的美籍华人Ray Cheung 用英文写的悼念文章，以“China’s Green Angel”（“中国的绿色天使”）称呼维佳，后来听说，最早是一位开发环保技术的中国企业家老杨开始叫维佳“老天使”的，因为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率真，善良，公正。

在八宝山告别会上，我看到许多年轻的面孔，其中有维佳教过的北师大和人大的研究生。事发后来来并没有广为通告，很多人是闻讯赶来的。看着那些哭得泪人般的“80后”和“90后”们，我心生感慨：我要是今天走，顶多有几个“50后”的来送送，都都究竟为什么能让如今的年轻人这样感动？越是熟悉他的人，被感动得越深：他道和的同事们从始至终参与治丧活动，从始至终泪水涟涟，也正是他/她们不吝用“横渠四句”来评价自己心中的叶老师。我后来与其中一位交谈时，她仍坚持，叶老师当得起那么高的赞誉。

我必须承认，失去弟弟之后，在巨大哀恸的同时，我也感到了一些困惑。我知道的都都更接近发小们的印象，日常，普通，没有那么“高大”。虽然知道他在做环保，每天都忙活，但具体做什么并不知其详。我常年不在国内，假期短暂在家，也是我干我的，他干他的。弟弟在，这样就很好，他突然没了，我必须得去了解他。

此后在京的日子里，我在一点点把自己从伤痛中支撑起来的同时，也一点点地试图进入弟弟的世界：读他看过的书和文章，找和他一起做过事的人聊，参加道和组织的一些活动，看和听他们提供的录像录音和文字，也重读了弟弟在家人“群”中写的微信。一切都那么弥足珍贵。逐渐地我开始明白，真要了解都都，我需要学习很多东西。老实说，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和一个有些生活经历的人，我自认自己的“知识世界”和“精神世界”都不算小，弟弟给我打开了一个可以无限拓展的空间，他的天地比我的大。

《全方位的无限》

《全方位的无限》（Infinite in All Directions）是都都生前读过的一本书，作者是英国出生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Dyson），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从我们知道宇宙是由大爆炸开始之后，再要认为物理定律无限久之前直到无限久之后都保持不变就显得十分荒谬了。这意味着物理定律是衍生而来的，而非最根本原始的。所有宇宙奇异特质中，以下这些特质最令人瞠目结舌：时间是能被超越的，定律是不断变化的，而观察者参与程度也与结论息息相关。（译者李笃中）

书中有不少篇幅探讨生命的起源，探讨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还说对人类生活最有影响的一些技术“通常都是很简单的”，如“干草堆技术”---秋天将干草储存起来，供牲畜在冬天吃---它是把“文明重心从地中海移到北欧西欧的决定性因素”，等等。

作为“科盲”，我没有能力从专业角度评判书中的说法，我能明白的，是作者在探索根本性的问题，包括人类如何试图认识和理解我们生存其间的大千宇宙，和我们自己的生命之谜。

我用《全方位的无限》做这一小节的标题，不仅因为都都读过这本书，还因为书名表达了人类对广阔无垠的知识的追求，在对此境界心向往之的人中，有我的弟弟叶维佳。

都都走后，我在他的书桌上和书橱里看到这样一些书：《增长的极限》，《系统之美》，《人类尺度：一万年后的地球》，《达尔文读本》（五伯叶笃庄编撰），《在水的边缘：生命的进化与演变》，《寻找生命的逻辑：生物学观念的发展》，《深埋的真相：人类起源历史前途及命运再思考》，《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经济学的科学困境及人文转向》，《资本之惑》，《二十世纪的教训》，《哲学家怎么想》，郑也夫的《后欲时代的来临》和陈乐民的《启蒙扎记》，等等。

还有大量的英文读物，都都毕竟在美国留学和生活了十年。

我列出些书名来举例，是想说明都都的兴趣范围。近年来，我注意到他对生命、生物和进化问题情有独钟。看到他阅读这类书籍时，我常想：哦，你对这个感兴趣。他最喜爱的电视频道是CCTV 9台和10台，津津有味地看关于动植物、山川河流和日月星辰的纪录片。是纯粹出于兴趣，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我知道弟弟爱学习，不自近日始。1968年底，我们姐弟俩一起去山西省山阴县插队，那年我十八，他十七。如果我记得不错，他的自学始于地处穷乡僻壤的上河西村，始于关闭大学的年代。年轻人适应了体力劳动之后，尚有剩余精力，干嘛？我们村的知青纷纷找书看，也有人跟着短波收音机“听敌台”学英文。那个时代的一些年轻人想读书到了饥渴的程度，求知成为近乎“本能”的需求。在乡下的那些年（包括中间因病回城），“老初二”的叶维佳自学了全部中学数理教科书，也学英语。

在发小追思会上，李慎之叔叔的女儿忆起，文革结束后不久，她父亲看到一篇都都译的英文文章，夸赞有一处译得相当不错。此前，我们的五姑父姚曾廙，一位中英文造诣均极深的翻译家，也夸过都都的英译中。这是对都都英文自学成绩和中文文字能力的肯定。参加工作后，他又自学了高等数学等高校教材，常是在“下班前半小时”。

2014年5月，在给一位绿色农业科技公司“老总”的电邮中，维佳谈到该公司技术和市场问题时写道：“我大约要经过一段学习曲线的爬坡过程，才可能具备提出问题的能力。眼下我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学习”，在另一处他说：“我争取在你那里当个老年实习生”。

从青年到老年，都都一直在学习。在这个贯穿一生的过程中，他不知爬过多少“坡”，克服了多少“学习曲线”。如果说叶维佳有什么特点，这算一个。

都都去世后的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发小通电话，话从我注意到都都看哲学方面的书说起。发小说他早就知道都都关注宏观问题，但是他的“大筐”里什么都有，雅的俗的，真的假的，土的洋的，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像个“杂货铺”，又像个杂乱无章的万花筒，但一摇出现的是五彩缤纷的图案，令人目不暇接；都都是个有意思、带灵气的人，听他聊天，像是在胡谝乱侃，但里面有他的真感悟、真思想。在我们近三个小时的通话中，这位发小反复说，都都不在了，没有可以那么愉悦聊天的人了，话筒里几次传来他的叹息声。

发小眼中的都都土洋结合，雅俗皆赏，有点没正经，不会玩深沉，这些看法令我会心。都都爱听京剧，也喜爱“俗文化”，“中国好声音”期期不拉，兴起时还跟着唱，尤其酷爱评书相声，电视上一有王玥波的评书和何云伟的相声，就逼着我坐下来一起看，他边看边哈哈地开怀大笑。他爱读书，晚年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但从来不掉书袋。从小到大，我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豪言壮语。他微信上的名字叫“炎黄书剑”---“炎黄”出自《炎黄春秋》，一本我们的父亲参与创办的杂志，“书剑”是他上小学时给自己起的“笔名”，当年没少遭我嘲笑；与之相配的微信图片是一本书加一把宝剑，放大了一看，剑是木头的，书是《木偶奇遇记》，我好像听见都都躲在后面的嘿嘿坏笑 。这是我熟悉的弟弟。

我不熟悉的，是企业家老杨看到的那一面。老杨说，老叶是个能够“凝下神来思考的人，不说别人说过的话，他的思想比我们提前了四五十年”（老杨强调不是“超前”），又说，老叶思想年轻，但不善于表达，也不爱引经据典。都都的思想“提前” 了那么多年？我弟不善表达？这些看法让我感到新鲜。

道和的同事们与维佳接触更多，或许他/她们能够换个角度来解释“叶老师”的“不善表达”。其中一位这样说：“叶老师做事从来不宣扬。一个人事情做得越实，越会避免张扬”。也许，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发小们对都都做的事所知甚少，连我也知道的不多。他虽然看起来嘻嘻哈哈，但在Ray Cheung眼中，是个有些shy（害羞）的人，本性内敛低调，“不抢风头，只去做事”。有些人可以被一览无余，有些人则不显山露水，只有在弟弟走了之后，我才得以窥见他博大深邃的知识世界和精神世界，得以感知他生命中严肃宏阔的内面（inner world）。

“我感到对不起环境”

说起都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致最终从事环保事业，必须先说一下弟妹李来来---都都投身环保离不开来来多年的影响，尤其是理念上的。来来留学归国后于1994年在北京创办“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英文简称IED，是中国最早的非政府环保组织之一。IED对中国环保事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培养了一批可持续发展领域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今天环保界的领军人物。和都都一样，来来也是个“事情做得越实，越避免张扬”的人，夫妻俩何其相像。

2006年来来赴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担任副主任。因父亲患病需要照顾，都都辞去原工作回到北京，经过申请，担任IED一个名为New Venture（“新风险投资”/后更名为“新经济中国”）项目主管，并于2008年与一位年轻人一道在原IED基础上注册成立了“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英文简称仍为IED。“道和”是对来来开创的事业的承续，妇唱夫随，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事业伴侣。

都都1994年从美国回国后的头十二年在外企工作，其中大部分时间任职于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美国公司 PPG（Pittsburgh Plate Glass Company，世界工业五百强之一），逐步做到负责亚太地区业务的高管。老实说，当年我只知道他工作的PPG是家大公司，也知道他管些事儿，有多大名堂并不清楚，这些事在家庭关系中没那么重要。我接过找“叶总”的电话，还觉得挺可笑：如今人人都是“总儿”，我们家也有一个。

PPG 在亚太地区多处有工厂，都都常不在国内。在家时，一切都是老样子，大裤衩，大背心，夏天手里一把大蒲扇，冬天惦记着冰碴柿子。唯一的一点变化，就是有些压不住脾气，火气比过去大，想必是工作压力大。我们家的“叶总”不像影视里的那些海归高管，端着架子摆着谱儿，动不动拽两句洋文。发小们也说，看不出都都有什么变化，他从来不提在美国拿了学位（两个硕士），更不吹嘘回国后“如何发财”。

曾同在PPG工作的小郭告诉我，在90年代中国经济起飞的形势下，老叶为给中国引进PPG的先进玻璃技术（浮法玻璃）起了很大作用，他是管理人员，但也懂技术，中国玻璃业的许多老人都知道他，对他印象好。我由此想到，都都是学工的出身，看问题有一种“技术”的角度，这有助于他形成脚踏实地的作风。

小郭还特别提到，PPG是家大公司，差旅费可以报销得很宽裕，每次报销时，“老叶报得最少”。人们往往忘不了这类看似小的事情。还有一个细节人们也没忘，那是在维佳进入环保业之后，他的手机外壳坏了，就用橡皮筋勒着，很长时间不去换新手机。说来，都都和来来确实不但在理念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绿色可持续”。也说一件小事：在家里都都从来不忘随手关灯，而我是个“马大哈”，动不动就忘了，他能跟我急。

Ray Cheung在文章中说，在中国做环保的人群中，叶维佳的背景是“非典型”的：从拿高薪的外企大公司高管位置下来，投身一个尚在艰难起步、不那么为社会所了解和重视领域，默默无闻地经营一家清贫的公益机构。无论从薪酬还是从社会地位来说，他都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我想告诉Ray，当初维佳做出这个决定时，家人觉得很正常、很自然，他愿意就好，同时并不清楚他从此不再领工资，而只拿“与他做的贡献不成比例”的生活费，并且把自己在外面做咨询所挣的钱都给了道和。

Ray还写道，维佳投身环保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造玻璃需要沙石做原料，PPG在中国征用了一些土地，一片片“处女地”被开膛破肚。Ray亲耳听维佳解释自己为什么从企业高管转身投入环境保护---他说：“我感到对不起环境”。

上面提到的老杨在环保业奋斗多年。他的看法是，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多少要有些个人积蓄，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往往不易持久，因为环保领域的经济效益来得慢。这话说得实在。但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的人并非都去做公益。老杨又说，如今这个社会，享乐的法子多了，很多功成名就的企业高管退休后，学潜水，打高尔夫，品红酒，泡会所，像老叶这样的人不多。我想加上一句，维佳做公益，不是作秀，也不是玩票，他是把自己全身心地搭了进去。

2006年转行时，都都已经年过半百，一切须重新起步。

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到这里就该好好地说说道和了，这个我弟弟最后的“单位”，他倾注了大量精力才华的地方，他念兹在兹、大难临头时仍难以割舍的“团队”，他用心血滋育了道和，道和也造就了晚年的叶维佳，给予他九年艰辛困窘但也是最愉快的时光。

小小的道和，名不见经传，鲜为圈外人知。它只有一间办公室，四个拿薪的工作人员。在网上它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是一家活跃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领域的民间研究型公益机构，以守护地球家园常青、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环境现实问题，以脚踏实地的工作方式、科学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为政府、企业及社会公众提供前沿的数据、信息及建设性解决方案。

我似乎从中听见了都都的声音，平实、诚恳，我特别注意到提供“建设性解决方案”和 “促进社会公平”的说法。

葛勇告诉我，道和倡导“双绿”理念：一个企业，对内采用“绿色理念”运营，对外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它是道和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里面有维佳的思考和总结。

我没有能力全面介绍道和做的事。我本人近年来带学生参观过一家专为打工子弟办的初中---位于北京大兴的蒲公英中学---道和帮助他们建立节能环保的“生态校园”并参与对学生的“环境教育”，两家在昌平的有机农场，和两家科技公司：一家制造免水冲洗厕所（“蓝洁士”），一家处理厨余垃圾（“绿色空间”），这五家机构都得到过道和不同程度和方式的帮助。Ray Cheung在文章里提到，在过去一些年里，得到道和具体帮助的中小微企业单位超过了一百家。

2015年８月初，我参加了道和组织的一个名为“绿色创业汇”的活动，这是国内首家绿色创业的“孵化平台”，致力于帮助这个领域中的中小微企业明确业务方向，提高管理能力，也给它们在融资方面提供建议和线索。在两天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二十几家企业的人介绍各自的业务，倾听“导师们”从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给予的点评。他们中间有生产可多次使用快递盒的，有制造太阳能空调/热水器的，也有做有机农业的，绝大部分人看来非常年轻。

活动开始时，葛勇代表道和发言，他以“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开场：“我的恩师曾经引用这句话来讲我们正在做的环保事业。”小葛的“恩师”是叶维佳。

会议期间我与十来位与会者交谈，聊道和，聊可持续发展，也聊维佳。他/她们中有道和的人，也有道和曾经和正在帮助的做企业的人。

一位道和的朋友问我，如果叶老师在，您能想象他今天会坐在哪儿？说些什么？

“导师席”里各个领域的专家们侃侃而谈地点评着一个个企业，常常不留情面。都都会像他们那样吗？我无法想像弟弟在这种场合是什么样子。

这位朋友说，叶老师会坐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静静地听，有时也会站起来提问题，或发表看法。

会后，另一位道和朋友给我发来维佳在2014年“绿色创业汇”结束时发言的录像，让我看到了他在公众场合的谈吐举止。一上来，他先鞠了两个躬，一个给在场的绿色中小企业创业者们，一个给支持本次活动的各方朋友，两个很深的躬，几乎九十度。接着，他向听众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高跟鞋是怎么发明的吗？”大家七嘴八舌，没人说得清。都都平时喜欢卖关子，这一次他很快进入正题。从高跟鞋在法国发明的历史说起（与宫廷女子如何“方便”有关），引出一个严峻的中国现实：目前中国仍然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不能有尊严的上厕所，他们属于“BoP”（base of the pyramid “金字塔底层的人”）群体。维佳强调说，在中国，BoP市场和环境市场几乎是重叠的，这是因为BoP群体受环境污染的伤害最大，以地下水交叉污染为例，受害最深的是广大乡村人口，“管吃不管拉”，吃喝拉撒都渗入了地下。维佳说，道和把开发BoP市场看作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愿意和在座的企业家们共同探索如何去做。

十五六分钟的发言没有讲稿，一气呵成，态度谦卑诚恳，语调时而诙谐时而严肃，内容既含噱头更有数据，既侃外国历史也谈中国现实，古今中外游刃自如，最终落脚在如何帮助中国的“BoP”群体，以及“BoP”市场和环境市场的密切关系。整个讲话纪录下来，就是一篇有论证有条理也有故事的好文章。谁说叶维佳不善表达？说他不爱表现也许更加准确。发言中，他提到一本法国人写的书《The Big Necessity》（《大需求》），讲厕所在欧洲发展的历史。叶维佳看书是为了拿来用的。

“金字塔底层群体”（BoP）的概念来自美国，本意是从大企业盈利角度出发，赚为数众多的底层人群的钱。维佳和他的同伴们对BoP有一个基于中国现实的定义：它指包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农民工和城市“蚁族”在内的广大低收入“弱势”群体。须强调的是，道和人在对待BoP群体的基本态度上与西方大企业不同：维佳在发言中说，我们不是为了谋利赚钱，“我们更是为解决BoP群体的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如上面提到的如厕问题。对我来说，不但“BoP”是个新词，将环保与“BoP”群体利益相结合的理念也令人印象深刻，环境问题不仅影响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更与广大“金字塔底层群体”息息相关，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后者身上，表达的是良知和社会道义。

道和为维佳制作的追思会视频中截取了一段他在这次发言中关于BoP的讲话，小葛特别对我说，这是叶老师在讲我们道和的宗旨。都都没留下什么宏篇巨作，我将这篇发言视为他重要的思想遗产。

道和的朋友也让我看了维佳在讨论申请2014年“绿色创业汇”企业时的电邮，我格外留意的还是反映他价值理念的话。在比较有关企业时他写道，自己比较“凭直觉”考察企业，也因此看中一家做农业信息的，因为“它很诚实，说的比我们要求的多”，也因为“农业信息是个少有人问津的领域，这个企业耐得住寂寞”；在提到另外一家与农业技术相关的企业时，他先调侃了一句，说这是个“被爱钱遗忘的角落”，又说，“农村和小城镇市场是非常典型的BoP市场，大多数国人都没有把注意力放于此”，接着他问：“我们呢？”

2014年5月初，在写给道和同仁的一份电邮中，维佳提到他刚看了一位国外“先知型科学家”写的展望21世纪科技发展的“薄薄的小书”，其中讲到未来科技发展应遵循的三个标准：一、对社会公平、公正产生正面影响的科技，二、对减少贫富差距产生正面影响的科技，三、对环境生态保护产生正面影响的科技。他写道，“这位科学家对未来预测的立场很值得我们的项目借鉴，建议记住。”

在一个本子上都都写下“吹鼓手，信念，激情”几个字。如果不认真去了解他，我是不会把这样的词与我弟弟连在一起的，不会知道从来不唱高调的叶维佳心中不但有信念，也有激情，而他给自己的定位，则是个“吹鼓手”－―他干的是“鼓与呼”的事。

“孤独而艰辛的旅程”

在2014年“绿色创业汇”发言中维佳提到一个问题，即如何利用道和的网络关系，给在中国天南地北的绿色创业者们提供一个“在孤独时”可以互相交流的平台。他说，创业者患忧郁症的人不少，“孤独时交流特别重要” 。“绿色创业汇”为2015年活动发的一份材料中有段话：“创业是在理想照耀下孤独而艰辛的旅程”。

“孤独而艰辛”，我想到了弟弟。

来来说，从外企高管到做绿色公益，这中间的跨度非常大，在中国做非政府公益十分不容易，“委屈都都了”。来来本人极能吃苦从不叫屈，谈到都都时，她连说了几遍“委屈”。

另一个词也让我记住了：死磕。

这个词是两位道和朋友用的，两口子多年在外企作高管，之后双双辞职加盟道和。他们帮助我进一步了解都都这些年在做什么、怎么做的，以及“绿色创业汇”的由来。

当初都都投身环境事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绿色中小微企业，这也是“新经济中国”（New Venture China）做的事。他感到中国的众多绿色企业处在自生自灭状态，亟需明确业务方向、提高经营管理能力，以图发展。但问题首先是，哪里去找需要帮助的企业，如何得到它们的信任？

一个办法是靠去行业展览会向参展企业自我推荐，一家一家递名片，“死磕”。两位朋友说，叶老师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他们告诉我，道和成立以来的经济状况“一直很困窘”。与在外企大公司做事不同，那是做“甲方”，道和往往连“乙方”都不是，要靠不断申请钱、做项目维持运转，叶老师要“不断放低身段，求别人，没脾气，没面子”。

也许，来来说的“委屈”有这层意思？受“委屈”的另一面是受磨练，才有两位朋友接下的话：“[叶老师]无我，无欲则刚，包容几乎到无限”。

我也从其他朋友处了解，道和从项目基金中得到的办公用费往往不足，常须从差旅费中省钱，以支付工作人员工资。一位留学归国在道和工作过的年轻人说，她如果去外企，工资会是道和的数倍。这解释了为什么多年来都都不但不拿工资，还把自己为企业或政府部门咨询所得悉数交给道和，用他的话说：“我所剩的这点能耐也就是为IED 挣点小钱” （2014年５月初给道和同仁电邮）。

“绿色创业汇”自2013 年开始创办第一期，它是对此前道和主办的“绿色典范”评选活动及“中国影响力基金”（Impact fund）在理念和实践上的完善和发扬。帮助和指导绿色企业创业是一件在中国没有人做过的事，都都和他的同伴们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这个“被爱钱遗忘的角落”里边摸索边干，“孤独而艰辛”，非有“死磕”的精神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得学会给自己打气。一位在“影响力基金”阶段一起共事的朋友在维佳去世后写道：“你淡泊名利，俭朴率真，有时候甚至偏激愤青，但对影响力投资的推动一直都在勉力而为，尽管很清楚这种新兴投资类别在国内的微众状态，但你总会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

水滴虽微，渐盈大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守着小小的道和，做着“微众”之事，却有着大大的“野心”。在总结2014年成功举办的第二期“绿色创业汇”的电邮中，维佳半调侃地说，“这次是我们的‘黄埔二期’，。。。这预示着我们来日方长，我们的训练营要能够培养出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和企业家”。口气不小啊。

也不全是自我打气。参加了“绿色创业汇”第一期（“黄埔一期”）的某企业总裁写道：“非常幸运能够在创业初期得到来自‘绿色创业汇’中具有丰富经验的导师指导，这些经验的价值难以估量。在导师的帮助下我们很快认清了自己业务的核心方向，快速达到了上下统一思想，并极大激发了团队成员的创业激情。绿色创业汇的导师都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与极强的个人魅力。祝愿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在创业汇中找到自己的导师。”

蓝洁士老总小吴找到了自己的导师――叶维佳。面对水源匮缺和污染（对中国来讲是比空气污染更为严重的挑战），蓝洁士开发研制了智能型免水冲洗厕所。我带学生参观这家公司时看到了他们的产品，当时的感觉是“神奇”。在2014年“绿色创业汇”的发言中，维佳多次提到蓝洁士，认为免水冲洗厕所在中国农村可以大有可为。维佳从进入环保领域之初就帮助蓝洁士，多年来从未间断，也“爱屋及乌”而对“厕所”产生了兴趣，连去参观十七世纪欧洲古堡都不忘察看那儿的厕所。

小吴回忆说，早在零六年左右他就认识了叶老师。因为看到免水冲洗厕所的发展潜力，叶老师主动找上门来。小吴参加过维佳主办的几次“沙龙”。他说，一般的创业沙龙教你如何做大、做强，道和教你如何做长久，如何“可持续”。多年后小吴还记得维佳给他们讲“进化论”，讲“幼态持续”（不同于其他动物，人类的生长周期长，成年后仍保持某些“幼态”特征，如喜探索和具好奇心，人终其一生都有学习和成长的能力，企业也应如是），讲“小就是美”（“小”也意味着“柔软”和适应能力强、变化能力强，小企业有“小”的优势），还讲企业要像蜜蜂一样，既要顾及自己生存也要帮助他人。看来，维佳“励志”的路子有点别具一格，他爱拿生命和生物界现象启发人、阐释“可持续”道理。

小吴说，比起像中欧商学院那种“高大上”的地方，叶老师的讲座不仅在理念上不同，在形式上也像个“乡村小板凳”，从来不在豪华的场地举办，一次还把有众多企业参与的活动叫“赶大集”。小吴认为，这么做恐怕不仅是为了省钱，也反映了叶老师简朴低调的行事风格。道和本身不是投资方，一些想得到投资的人逐渐退出。留下来的不少也是见多识广出过洋的人，他们“坐在小板凳”上听叶老师讲“环境哲学”，“大家的情怀就不一样了”。回想当年听课情景，小吴说，“我们那批人特别幸福”。小吴最后告诉我，叶老师让他明白，“人生有一些目标可以去追求，做人做事应该守住理念的底线”。

道和的存在对创业者们还意味着什么？我在北京遇到了来自山西原平的贺先生。我记起，2015年春都都曾跟我提过贺，说夏天你可以带学生到山西去，看一家“很有意思的真正植于农村的有机农业公司”。贺说，这些年他一直在找路，找同类人，道和把他这样的人聚拢在了一起。他的公司参加了2014年的“绿色创业汇”。贺先生大学物理系毕业，思路缜密，为人干练，他先在北京大国企工作，后下海去深圳办公司，在IT业做得很成功。2005年他回到原平，“想为家乡做些事”。他从有机农业做起，卓有成效，目前正一个村一个村地搞“乡村建设”，把村民组织起来，自己办教育。

近年来我听到了太多乡村凋敝的情景，不忍与闻，贺先生做的事像是天方夜谭，令人难以置信，但他已经脚踏实地干了十年，越干越有信心，目标益愈远大，有点当代晏阳初梁漱溟的味道。他反复表示，在农村可以有所作为。听着他讲，我冒出一句：你是个另类啊。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弟弟何尝不是！

贺只和维佳认真交谈过一次，但印象深刻。他说，叶老师“不是为了分析问题而分析问题，他是给社会寻找解决方案的人”，干的是“一脚踩进泥里”的事。

“一脚踩进泥里”---这是在山西农村泥土里摸爬滚打了十年的贺先生眼中的叶维佳。而维佳希望道和起的一个作用，是让脚踩在泥里的“另类”们在“孤独时”能有个抱团取暖的地方。惺惺相惜啊。

“老顽童”和“忘年交”

贺先生1989年入大学，比都都小二十来岁。

都都的道和同事们，年龄大一些的比他小二十几岁，小的要差四十来岁，这些年，都都是和“70后”“80后”“90后”们一起做事。

有代沟吗？似乎没有。一位二十几岁的女孩告诉我，叶老师从来不教训人，像朋友一样，给大家起外号；另一位年轻人说，叶老师像个“开朗的大男孩”。

说起给人起外号，我想起都都对一个英文名字叫Alan Gao的朋友随口说，就叫你“二楞高”吧。

都都的语言和年轻人贴近，说起什么事，爱用“好玩儿”这个词。对网络语言运用自如，爱说“有木有”（有没有）和“童鞋们”（同学们），还爱自称“俺”，即使谈正经事也带点顽皮。他去世前不久参与了工业信息部一个旨在推动工业创新的名为“创客中国”的活动，在一张纸上他写下：“客，为什么不说发明家科学家？就是玩的意思，科学达人。”

一位道和朋友问我，您看过《射雕英雄传》吗？ 看看吧，叶老师像里面的“老顽童”周伯通。从未看过金庸的我，专门找来书看。

“老顽童”叶维佳把周围的年轻人都当作孩子，不但心里这么想，嘴上也这么叫，有时刚一认识就这么叫人家。当年共同创办“中国影响力基金”的小张说，初见面后，越谈越投机，最后叶老师“声如洪钟地大喊一声：‘孩子，你的志向是做影响力投资吧！’”都都不但爱叫人家“孩子”，说话时还常“咱爷俩儿”的不离口，像个北京胡同大爷。

Ray Cheung说，周围每个人都觉得他/她是叶老师的孩子，Ray显然也把自己算在其中。维佳曾对Ray说，“我是你的忘年交”，并让在美国长大的Ray 去查“忘年交”是什么意思。

访谈中，好几位朋友告诉我，叶老师是他/她们的“忘年交”。

这其中就有上文中提到的那两位曾在外企做高管的夫妻，他们曾在美国留学，和维佳的经历相似。妻子小谢说，她在商界做了多年，越来越对一味追求利润和增长的做法无法认同；第一次见面时，听叶老师讲de-growth（非增长）的理念，就感到和自己的想法是在“同一个频道上”。2013年她辞去美国一家大公司在华高管职务，参与道和的工作，因为“难得和这些有共同理念的人在一起做事”。

这一年，小谢夫妇及曾在国内一家大公司任高管的小王加盟道和，充实了道和的力量。同年，道和开始主办“绿色创业汇”，作为导师，他/她们以自己在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悉心指导创业中的绿色企业。

维佳此前已从道和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担任顾问，由葛勇接任主任。小葛也有国外留学背景。道和这个小小的机构集中了若干名老少“海归”。

不是每个“海归”都能适应中国国情。一位有美国环境专业博士学位、与道和有业务交集的朋友告诉我，叶老师帮助她“站在地上”，看问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担任顾问的维佳继续为道和操心出力，也十分感谢小谢小王等人的加盟。2014年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届“绿色创业汇”后，他在一份邮件中对“金牌培训师”小谢等人表示感谢。他是这么写的：“感谢各位老师为这次活动所做的巨大付出和贡献，不，应是奉献！”小谢夫妇和小王以及一位自始至终热心帮助绿色创业汇活动的电视台朋友都是不领取报酬的。

都都，你也一直在奉献啊。

邮件中，维佳还对几位新加盟的朋友经过一年多摸索找到了各自喜欢做的事表示欣喜，他写道，“令我从心底感到亲切和安慰的是，你们对可持续领域有了自己的关注点，有了感情和兴趣的投入，好！”

一位曾在道和工作的年轻人说，道和的每个孩子都能自由地表达。叶老师鼓励每个人找到自己关注的问题，从你的角度出发，问你想做什么，尊重你的选择。

小谢本人除了为道和做“金牌培训师”，还在办一所集古今中外先进教育理念、关注环境保护、强调“知行合一”的小学。维佳是学校的热心支持者。我去参观过这所在顺义的学校，感触最深的是它在教育理念上的海纳百川，似有无限容量和潜力。小谢说，学校明确反对的是“美国式的物质消费主义”。

在小谢眼中，叶老师“就像一位父亲”，“亦师亦友”。

都都则对年轻人说，我是在老年大学向你们学习。

儿子叶丁子常年在国外，并非十分清楚父亲这些年在做什么。听了道和的朋友们在追思会上含着热泪的发言后，丁子站起来说，你们也给了我爸爸很多。

丁子说得好。都都最后九年的生活虽然艰辛，但过得充实而愉快，是众多的“忘年交”们参与造就了“老玩童”叶维佳，助他在进入五十多岁之后，还能继续成长，还在不断前行，这足以令大多数“50后”羡慕。

“我给你们的领导下跪”

维佳多年来在道和做的一件事，是给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相关的咨询和政策分析，其中一个部门是农垦。我对他在这个领域里做的事有所了解后，始知他用心之深，下力之大，憧憬之远，但苦于不能做主，曾说出“我给你们的领导下跪”这样的话。

这话是对农垦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说的。2014年春天由维佳牵头，帮助农垦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写出“农垦可持续发展报告”。“指标体系”包括水资源、土壤质量、能源、环境/生态和农业废弃物等基础数值，这是一项在中国没人做过的开创性工作。为农垦做项目给的报酬很少：区区三万元人民币，用都都半开玩笑的话说：“你让我们怎么活？”维佳带领道和三人团队为这个项目前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总共投入人工150-180人/天，包括去垦区做调研。类似专业报告的市场价格大约为50万元，且不包括指标设计和数据分析体系的建立。为什么道和人心甘情愿去做这件经济效益如此之差的事？两位参与项目的年轻人告诉我，叶老师主张做，他是希望通过农垦这个“大农业”，在理念和实践上带动和影响广大的分散的“小农业”。

我听了长达四五个小时的讨论指标体系的录音，在场的除了三位道和人，还有一位年轻的农垦工作人员---都都先是顺嘴跟人家称“咱爷俩儿”，后又改成“咱哥俩儿”：再年轻，人家也是大国企的代表，这一改口引得两位道和女士笑出声来。在亲和的气氛中，维佳一丝不苟地和与会者讨论每一个指标，从始至终全神贯注，让我“看到了”工作状态中的弟弟。录音里传来他浑厚的男中音，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农垦基本状况的清晰认识，对统计数据的准确把握，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透彻理解，和对中国农业现状的忧心忡忡。

在2014年“绿色创业汇”上维佳特别强调：“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也许可以说，农业问题是维佳在可持续领域里投入了“感情和兴趣”的“关注点”。当我问道和的一位年轻朋友为什么维佳会特别关注农业时，她说，因为叶老师插过队。这让我有些没想到。我俩虽同在山西雁北插过队，但都都从来没说过农村的经历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一次我看到他在一份电邮中写下：“山西是俺的第二故乡”。原来，他始终没忘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一方贫瘠的土地和那里的“受苦人”。

都都对农业情有独钟还因为他视农业为中国之本。他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不会消亡，如果“村庄没了”，“这个国[就]没了”。也因此，他对受教育程度高的“70后”“80后”“90后”的“新农人”寄予很高期望（这其中应该包括山西原平的贺先生）。在谈到帮助一个“新农人”保护水源地项目时，他给道和的同事们写道：“希望我们的项目可以有助于培养农村的精英留在本土，以新的理念，新的知识，新的发展思路和模式建设自己的家乡，保护自己的家乡，提高抵御物欲横流的美式资本主义的能力。我们不是要打造新土豪，是希望水源地能更多地出现自然的守望者，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护好和建设好中国的后花园”。他还表示，自己喜欢“农人”这个词，因为它表达了“与自然亲近的人的身份”。

读这一段时我不禁落泪，不只因为其中的观点可圈可点，还因为它展示出叶维佳带点浪漫色彩的 理想主义情怀---这一面他是不轻易示人的。

维佳如此重视对水源地的保护，是因为他清楚，中国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在农村，农业污染是“面源”（水源、土壤），工业污染是“点源”，农业污染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要大于工业污染。同时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工农业分布从自然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很不合理：南方（长三角、珠三角）水资源丰富，却不再种地，“鱼米之乡变成无米之乡”，成了“世界工厂”，环境遭到严重污染；水资源匮缺的黑龙江和新疆等地却搞“大农业”，造成黑龙江地下水用量严重超标。在讨论“指标体系”时他说，北大荒原来是有战略意义的湿地，后来生态状态的土壤变成了农田，目前湿地持续减少，在黑龙江兴凯湖地区围湖造田“相当于在巴西砍伐热带雨林种植咖啡和橡胶”---说到此处时，他的痛惜之情通过录音“溢于言表”。

从农垦入手也因为它有大量相对属实的统计数据，用维佳的话讲，“农垦的信息化基础好”。但即便如此，据两位年轻人说，叶老师和她们把很多时间花在“抠”数据上：来自农垦年鉴的数据复杂而庞大，需要筛选、比较和判断，也需要考虑地区间的差别，“花了很多心血”。

都都重视统计指标，相信现代社会需要运用数字进行管理。此前，他曾为农垦有关部门做过“绿色统计指标在农垦发展中战略意义”的培训，从最基础的统计学知识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道理讲起，强调数据和指标对决策形成的重要性，到了苦口婆心的程度。在我看，那个培训和这个“指标体系”所做的，都是在推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包括“自然资本”、 “水足迹”、“土壤健康”，“有机能源”和“循环经济”，光是水，就有“蓝水”（地表水）、“绿水”（植物中含氧分的水）、灰水（废水循环）的区别，录音里都都逐一解释，耐心道来。听的出来，代表农垦参加讨论的那位年轻干部不熟悉其中的一些概念，而有关水和土壤的一些国际通用指标在中国也没有现成的数据。

而这正是做“指标体系”的意义所在。用维佳的话说，他/她们在为农垦农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基准线”（base line），这一基准线包括对农业循环经济至关重要的基础指标。有些数据现在没有不要紧，先把概念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要把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理念形成起来。在谈到土地时，维佳提到“土壤侵蚀度”，说我们国家目前没有这方面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数值，而“如果侵蚀问题严重，农业就岌岌可危”，因此“这个数值等于看家的资产量”。这时那位农垦干部有些兴奋地说：这个数是“根”呀，维佳接上来说，有关土壤的几个数值“全是根！”并说，“我们愿意在报告中提出一个土壤质量的检测方法”。年轻的农垦干部一边和道和人讨论指标体系，一边接受着新的理念，他感慨道，我们像是在编教科书呢，又说，没想到会做出这么大的动作，“越做越大了”。维佳半开玩笑地说，“我有神圣感，建立这套指标体系的就是咱们四个人（注：三个道和人加一个农垦人），咱们这是蚍蜉撼大树”，接下来说的是，如果能够被采纳，“我给你们的领导下跪”。说这句话时，他声音里已全无调侃之意。

道和的小刘说，她在和叶老师做农垦项目的过程中，感受到他的“热情，期待，和无奈”。花了那么多心血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用不用，还得人家的领导说了算。

这就是咱们的国情。叶维佳明白，要做事，离不开政策制定者的理解和支持，要有耐心和锲而不舍的劲头。他对另一位同做农业项目的小王说，“要不厌其烦，有人听没人听都要宣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数字说明自己的观点”，“把数据摆在那儿，我们不直接出结论”，“剥葱式的，不要唐突”。不以“分析问题”为满足而希翼“解决问题”的叶维佳，用心不谓不苦。

录音资料中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都都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相关知识。他不时以泰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农业和环境情况举例，给中国做借鉴。但说到底，中国的事还得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用他的话讲，“[农业]循环经济一定要是中国特色的”。

距离他去世不到两个月的2015年4月底，维佳给那位农垦干部写了一封邮件，作为对该项目的总结，其中说道：“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应该是一个可有可无、可以被边缘化的议题……没有高屋建瓴的眼界，没有系统变革的决心和领导力，很难成气候”，“我们的报告能起多大作用？我以为如果政策的制定者不给力或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则仅是一纸文章而已。对此我本人不是很乐观。我们是外部的人，该说的和能说的都说了，仅此。”话虽这么说，心还是放不下，维佳接着建议：下一步“可以开展定向的案例调查，针对指标体系中涉及的土、水、能源、环境/生态废弃物，了解典型垦区的管理现状”。他还是没把自己当外人。

邮件的最后一段，维佳正式对那位农垦干部说，“我们几个人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远远超出[农垦所支付的]三万元，很多时候我们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做的，是一种信念在支持我们做这件事，但人总是要生存的”。

在发去“农垦可持续报告”最终完成稿之前，维佳“又做了一些细微的文字和数字格式上的修改”。虽然不满道和人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物质报酬，虽然担心心血化成的报告最终不过是某位领导公文堆里的“一纸文章”，但欲罢不能。

写到这里，我想起多年前读过的报告文学《小木屋》，是写一位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在西藏高原工作的生态林业学者的。作者黄宗英在文末笔锋一转，由一个人扩展到“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说他/她们是“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就像那些风餐露宿长途跋涉一步步扑地“磕长头”的藏传佛教徒。

“凝下神来思考的人”

前面大量讲的是都都“行”的一面，真正令我惊异感叹的，是他“思”的一面，这一面在他生命后期占的分量很重。来来说，都都生命的最后几年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思考中。但恰恰是这一面让我感到把握不住，这不仅因为它涉及了太多我不熟悉的知识领域，也因为在我看来，都都尚处于吸收、消化、扬弃他人学说和形成自己思想的阶段，给我们留下的还不是成熟的著述，而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及他本人多年学习与实践而形成的宏观框架和思考角度及观点。

说到“思”，也许该从“教”讲起。维佳成立道和的初衷不仅是为了做环保公益，也是为了培养年轻人。一位朋友忆起他和维佳在四川青城山的一次“面对青山”的“雨中清谈”：“叶先生谈到，他最关心的还是青年人的培养”。在都都和来来的邀请下，2012年到2014年的每年秋季，这位获得德国环境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和都都夫妇一道，先在北师大后又在人民大学开设研究生课程，教授可持续发展理论。三人中，维佳承担的教学任务最重。他从多方面采集思想养料，自编教材。从遗留的教学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琢磨怎么提出问题、怎么启发学生思考、怎么调动学生参与，是个十分用心思的教员。都都过去没教过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成了实实在在的“叶老师”。

他真正是乐此不疲。这不仅因为他在实现着自己培养年轻人的理想，也因为教书促使他认真系统地看书学习，“凝下神来思考”，这本身对他就是一大乐趣。

都都对理论问题极为感兴趣。他教可持续发展课程所依据的核心理论，是“系统思维”（systems thinking），用他的话讲，“系统思维有意思的是它可以自然而然地使使用该方式[思考]的人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议题”，这是因为环境问题不仅牵涉环境生态，也涉及经济、社会、人口等一系列问题，跨越很多领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开放的复杂的动态的整体的系统----这一长串形容词是我加的，是我生吞活剥地试图理解“系统”（systems）这一概念的所得。如何向学生介绍这个概念对都都是个挑战。为写教案，他看了多本这方面的权威著作，做了大量笔记，边看边比较诸家说法。在一处笔记中他写道，“博尔丁[Boulding]对系统科学的理解比贝塔兰菲[Bertalanffy]要平和许多，少了‘仇恨’ ”；提到一本相关书籍时又写，“好玩，查！”一个关于系统论的说法如何比另一个“少了‘仇恨’”？一本理论书籍又怎能“好玩”？我多么希望能坐在弟弟的课堂里，当一回他的学生！

对我这个外行来说，都都大量的读书和教学笔记中涉及到三个格外有意思的问题，它们甚至对我做历史都有启发。第一个是“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系统”的生命现象。都都写道，“一个多细胞的生命体，其细胞在不断地死亡，而新的细胞又不断产生！无论如何，这个生命体维持着它的整体性！”---请注意，这里叶维佳用了两个惊叹号，而他不是个爱一惊一乍的人，他是真觉得“这件事太神奇了”。生命现象是“深陷于还原论认识方法的”传统的物理学和化学解释不了的---这引出令我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也是都都在他的笔记中反复探讨的，即“还原论”（reductionism）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他说，“你是无法运用物理化学的公式去解决生物群体问题、或社会问题的”，并说，贝塔兰菲所以被公认为“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s thinking）理论的鼻祖，就是因为他从“生命体的角度敏感地认识到传统科学的局限性”。

第三个问题涉及“认识论”，最抽象、也最为根本，关乎是否存在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客观世界”。都都在笔记中录下一行字：“知识不是真实情况的简单相似，是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生物学、心理学、文化和语言性质等种种因素的复合”，接着写道，“同意他的说法，但还需要再看再理解”。都都讲解系统论，是从与认识论密切相关的“格式塔心理学”开始的，从“直觉的东西要大于眼睛看到的东西”说起的，这是因为“系统”并非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像苹果落地一样看得见摸得着，而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和认识事物、尤其是包括生命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活事物”的思维方法。讲系统理论，先要讲人们是如何认知“客观世界”的。看得出，都都对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

写到这儿，插一个与“思想”无关的小细节：我注意到都都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教案（中英文混杂）是写在用过的纸的背面的。能省就省，已经成为他绝非刻意的日常习惯。

在一张纸上他写下，“在框架外思考”。

在“框架外思考”对叶维佳不但意味着突破“还原论”思维方式的禁锢，也意味着跨越狭隘的“意识形态”壁垒。在介绍三位对系统论有开创性贡献的外国学者时，他特别点出其中一位是苏联人波格丹诺夫，并写下，“为什么在这里我会提及此人，这是关乎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新认识”。都都清楚国内思想界形形色色的争论，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简单地“贴标签”，不依附权势或追随潮流，不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和基于实证的分析，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我赞赏他的态度。我多么想念我们姐弟俩在不同的年代里和形势下多次口无遮拦的思想交流，不会再有了！

前面提及，我注意到都都对生命、生物和进化问题的特殊兴趣。从理解“系统”这个概念出发，生命领域是个极好的窗口，但也许，神奇的生命现象本身就令叶维佳好奇：求知是个很“好玩”的事。对都都的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后，我又想，对自然界五彩缤纷千奇百怪的动植物感兴趣也许还反映了他对“生物多样性”理念的认同：人类只是地球上的物种之一，我们应当学会和大千世界中的万物生灵同呼吸共命运，而不是去加害它们，令其中一些物种处于濒危甚至灭亡的境地。

都都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但他一辈子是个学习者，往往是在干中学。为了帮助不同领域的中小企业，他努力去掌握方方面面的专业技术知识，令年轻人钦佩，把他看成道和的“大脑”和“智库”。但“知”和“识”还不是一码事。在道和的小王看来，叶老师不但有“知”也有“‘识’的坐标” ，看问题有一个“全面整体的框架”，也因此，“当他面对一个新事物时，能够很快找到问题的核心，看到它与其他问题的相关性，把问题放到他的思想体系中去”。当我质疑维佳已经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一看法时，小王坚持，“叶老师有一个自洽的系统”。

山西原平的小贺也认为维佳分析问题的背后有整体的思路，能看出事物之间“环环相扣，相互关联”的关系。对系统思维也感兴趣的贺说，“听得出那是系统思维，而且是解决问题的系统思维”。维佳的“思想力”---姑且用这个词---也令做公益投资的小元印象深刻。小元酷爱读书，兴趣广泛，涉足环保二十余年，认识不少业内“大佬”。他说，每次和叶老师见面都给他留下“很深的刻痕”，“都能吸收思想养料”，“这样的人很少”。维佳去世前的一个星期他们还见了面，从下午二点一直谈到晚上九点，忘记了吃饭。维佳从“整体式”角度看问题的方法让小元感慨：“他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做绿色经济投资的人这样来谈问题”，“给我打开了做环保看问题的最大外延，解了我心中的困惑”。

小王、小贺和小元三位都有好学深思的特点，他/她们看到了叶维佳作为“思想者”那极为宝贵的一面并给予很高的评价，那一面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

“To Be or not to Be”

在一个本子上，都都写下overshoot这个英文字，一连写了好几遍。乍看，我以为他是在学新词。读了关于环境问题的基础理论后我才明白，这是环保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 透支。与透支密切相关的是另一个基本认识，有限（finite）：人类生存在有限的空间：地球，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它的环境自净能力也是有限的。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口呈几何态增长，从1980年代末开始，人类消耗地球资源的速度已经超出当年资源更新再生的速度，而有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正在透支地球有限的“环境容量”和承载能力。已被国人视为“新常态”的雾霾是我们在日常感受得到的透支的表现；城市人一般不太注意、而道和人十分关注的，是广大农村水源和土壤的透支。我们的地球能否健康地存在下去，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环境问题权威学者认为，自一万年前左右的“农业革命”和二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无比的全新挑战：生存挑战，我们需要一场崭新的“革命”：“可持续革命”（sustainability revolution）。否则，前景是collapse，崩溃。

我用“to be or not to be”(“活着还是死去”)这一莎士比亚戏剧中丹麦王子汉姆莱特的名句做这一小节的标题，但将其对个体生死的纠结置换为对脆弱地球上全体生灵的命运和前途的发问：存在还是毁灭？在一个本子里，都都写下莎翁这一最为直白的关于“存在”之问，但没有上下文，我曾有些不解。对他的行路、心路和思路有所了解之后，我想象他写这句话时的心境思绪，为他做出上面的诠释，代他提出拷问。

我唯一的兄弟离我而去，我生命中一条重要的骨血之链遽然间断裂。此后我四处去“寻找”他。写这篇文字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带着三个身份：姐姐，同代人，生活在今天这个充满危机和挑战的地球上的一员。都都不是完人，作为姐姐，我无意拔高他，比起旁人我更清楚他的缺点毛病，就像他更清楚我的一样。带着几重身份审视弟弟的一生，尤其是他生命的最后九年，我心中涌出的不仅是姊弟间与生俱来的亲情，更有深深的敬重和无尽的惋惜。

由于做绿色环保，都都进入了一个辽阔无垠的思想/精神天地，他的视界越来越开，他钻研的问题越来越深，他穿行于诸多知识领域之间，一步步地融汇贯通而逐渐形成自已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独立和独特的思考。殊为难得的是，他既有多年海外留学和做外企高管的背景，又接中国社会的“地气”和关注“底层”民生；既对深邃的理论问题有浓厚兴趣，又能“一脚踩进泥里”做实在的事情；既具清醒的批判意识，又竭力在现有条件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这一切在他身上融合地自然妥贴，毫不造作。在今日中国，叶维佳很独特，很难得，很可贵。以他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视野高度，他在思和行两方面都可以走得更远，可惜天不假年！

都都去世后不久，几位亲朋好友一起吃饭，席间大家避免谈及都都。快分手时，一位朋友站起来在饭桌上用手指写下一个字：士，“都都是士”，他说。

我们的三舅白景扬深通传统中国文化。文革中无学可上时，我和弟弟曾跟他学中文（此时作为右派分子的舅舅从被遣返的乡下老家自行返京）。在都都的笔记本上我发现这样一行字：大事难事者担当 顺境逆境者襟度 临喜临怒者涵养 群行群止者识见。这是三舅给我们讲解过的、体现“士”之精神的一段话。

在发小追思会上，几位朋友提到了我们的母亲白天和父亲方实（叶笃成）。我们的父母在抗战爆发后离开平津、离开富裕的家庭奔赴抗日前线，他们属于中共里“12。9/“三八式”那代人。在家庭生活中，他们身教重于言传，潜移默化中教我们正直善良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

父亲在 “叶氏南开五兄弟”[注] 中年龄最小，他们是经历了二十世纪狂风暴雨而不改初衷的一代爱国者。都都的低调让我想起三伯伯叶笃义。我父亲说，三哥从来不唱爱国高调，不但不爱唱，也不爱听。命运坎坷的三伯晚年写下名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回忆录。他至死不悔的是对积贫积弱的祖国的热爱，他也是个磕长头的人。

都都去世后，一位挚友写下这么一段话：“在中国做环保，困难之大，可以想见，。。。都都下决心入这一行，除了抛却名利，还要舍却身家，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50后’的人都曾受‘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教导，后来因了种种原因，多把这个信念当作一种无聊的说教而抛却了。个人面对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十几亿人口，又能做什么呢？。。。渭水既浊，我辈多只好混迹其中，讨口饭吃求个平安。可都都偏不，选了环保这个切入点，投入他五十多年的心智积累，倾了全情力行之，他追求的是‘大我’。”

上述种种说法使我去想两个问题，一是该如何“定位”叶维佳：他是具有儒风的今日之“士”？是20世纪一代爱国者的传承人？抑或是“50后”年轻时信奉的“理想主义”的坚守者？另一个是：在问题重重的当今社会，个人能做什么？

我不能不去思索这些问题，不仅是作为一个姐姐。

说起“50后”曾经的“理想主义”，我想起那个年代某些人嘴里高喊的“解放全人类”，既狂热又狂妄。那一套对我弟弟没什么影响，他从来就不是那样的人。

他继承了叶家人的赤子之心，但他忧的不仅是“国”。

“士”？此词古意太浓，“传统”的包袱太重。

我心目中的叶维佳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地球公民。我们的星球面临着严峻的危机，维佳视生存其中的万物生灵为同类，关切的不只是人类的命运；在这里，“公民”取其铁肩担责任之义。

我问来来，这么多年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和都都？来来说：“能做成什么样谁都不知道，就是信这个。”这是对“个人能做什么”之问的朴素平实的回答。在满世界那么多人都有些找不到北的时代，他们有执守，有所为。

一位同行记得维佳去世前几个月说的话：“坚持，做环保的要坚持。”

托体同山阿

跟道和主任葛勇谈维佳，他只说了两个字，“师傅”，眼圈就红了。

道和最年轻的一名成员写道，“叶老师已然成了我们环保圈的一种精神，引领我们青年人继续坚持环保之路”。

道和小王说，也许叶老师最成功之处在于他成了别人的肩膀，肩膀的意义对道和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她希望自己能在“思”的领域向叶老师靠近，特别在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思考上。

小王还告诉我，她一直在推进“叶老师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落地工作”，期望能为中国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垫上一块小小的砖头”，“告慰始终跟我们在一起的叶老师”。

小谢告诉我，她在追悼会上对丁子说，“你有一个伟大的父亲”。我问何谓“伟大”，她说，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知行合一，叶老师真正在为他的理想和价值做默默无闻的工作，他说的都可以在他的行为中找到。

Ray Cheung用英语对我说: “I don’t feel sad. I feel lucky to get to know him”---“我不感到悲伤。认识他是我的幸运。”

蓝洁士的小吴说，“能够以一种精神的力量活在我心里的人不多，只有叶”。

都都曾表达过没能帮成蓝洁士将免水冲洗厕所产品推向非洲的遗憾：“我一直对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有憧憬。。。但我们的中小企业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在我的深层意识中，绿色产业应该是无国界的，应该是国际主义的”。

他还打算做很多事。同在北师大和人大教书的小张说，本来叶老师李（来来）老师和他商量好，2015年秋季暂停教学，认真整理一下三年来的教材（其中维佳的教案最多）。经过几年教学，已经形成了给中国学生讲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比较清晰的思路，可以有所总结了。

在2013年底七伯伯叶笃正追悼会上结识了几位大气物理学家之后，都都就希望能和科学家们开会探讨“人类足迹”对环境的影响，一直念叨这个事。

他还想有朝一日建立中国的“作物全生命周期水足迹”（指农作物成长过程中所消耗的全部水量）的统计数据，说也许要等“90后”的当政才能做这件事，“到时候，我豁出老命也要支持。”

突发病那天是周六，下午他去开会，是关于在地广人稀缺医少药的中国西部地区推广移动医疗车的，受惠者将是BoP群体。

当晚7点整，他给一位热爱考古的朋友写下：“三星堆总是个令俺着迷的题目”---都都对人文历史一直饶有兴趣。这是他写的最后一条微信。

他枕边放着两本没读完的书：《气候改变历史》和周汝昌的《千秋一寸心》。

发病前一天，他在家人微信群转发了一条北京侃爷对那几天蓝天的赞美：“连续下了一个礼拜的雨，今儿北京的天蓝得跟王八蛋一样，大块大块的白云多得跟不要钱似的，美出幻觉了”。看这条微信时我忍俊不禁，也仿佛听见都都嘿嘿地笑。

此刻我抬头望天，泪水顺面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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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叶维丽，《我心目中的叶氏南开五兄弟》，2014年8月29号上海《东方早报》书评版。